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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温铁军三农为中国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落叶瑞香

发布时间:2020-10-18 18:37:38 阅读: 来源:树脂胶粉厂家

温铁军:三农为中国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

每到年底,市场就会高度关注中央“一号文件”。此前,“一号文件”已连续9年关注“三农”问题,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或将聚焦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创新。

一些媒体认为,明年“一号文件”聚焦的农业经营体制的基本原则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过会在农业经营组织方面有所创新,鼓励农户组织起来,应对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

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3年经济工作,指出“要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落实和完善扶持政策,加大农业科技投入,鼓励发展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那么,作为国家每天经济工作中心的重点,经济发展又是否真正惠及了农民、农村、农业?著名经济学家温铁军在他的新书《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中将梳理中国农民、农村、农业在这轮经济发展浪潮中所受到的影响。

1.“三农”领域成为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首先,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农村再次发挥劳动力“蓄水池”的调节作用,使城市的失业问题不至演变成社会危机。在1997年危机发生后,农业就业人数便逐年回升,从1997年的34840万人逐年递增到2002年的36870万人,共增加隐性失业人员2030万人,增加幅度达5.83%。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这部分“新增”农业就业人数,可被视为城市经济危机打击下失业的打工者人数。

此外,具有积极作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因主要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大量占用稀缺土地资源。和以往宏观经济高涨和征地高峰几乎同时发生不同,1998年在经济增长速度较大幅度回落的情况下,因建设而占用的耕地反而出现了较大幅度增长。从整体来看,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确实打造了城市的资产池,但同样难以避免以大量征用农地为代价的弊病,而在治理劣化的条件下每一次资源的重新分配和调整都可能引发冲突。从长期看,征地补偿政策对农地功能的补偿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公平的。到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用地已达133平方米,比国家规定的城市规划建设用地最高限额高出33平方米,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人均城市用地82.4平方米的水平;我国的城市容积率仅为0.33,而国外一些城市达到了2.0的水平。

除人地关系更加紧张以外,土地资源资本化过程中还因为收益分配问题而使农村社会发生了大量冲突甚至群体性事件。

2.对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的影响

在中国更多地融入国际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国内出现全局性产能过剩,以及把市场手段“再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导向无论是过去强调计划经济还是现在强调市场经济,中国理论界及主导部门都存在把经济体制意识形态化以维护“话语正确”的倾向性。——作者注方兴未艾的大环境下,本轮宏观经济周期及萧条阶段对农村经济、农民收入乃至农村治理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1994—1996年经济过热阶段政府大幅拉高粮食的国家收购价,起到了刺激基本农产品生产迅速增长的作用,但接着1997年经济周期发生作用,城市需求相对减少,当中国经济转向萧条后供给过剩矛盾显露,粮食价格和农业效益双下降,农村经济也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愈益显现出衰败趋势。

在制造业产能过剩和宏观紧缩政策的共同影响下,乡镇中小企业经营状况再次恶化,但社区福利及政企合一下的乡村政府消费的开支具有刚性特征,使得村办企业生产性贷款被大量挪用于地方政府消费,导致乡镇企业从大面积负债向更高的负债率演变,基层政府自发仿效上级的“甩包袱”政策,纷纷以转让债务为条件对乡镇企业进行私有化改制。改制后脱离了社区属性的乡镇企业,不再以社区就业最大化为目标,遂在“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机制下吸纳就业人数下降,并且不再承担农村社区福利开支。

实证研究表明,1991—2006年的15年间,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率与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增长率之间存在着强相关关系,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642。考虑到2003年以来数据口径不统一问题,我们以1990—2002年间的GDP增长率和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增长率进行相关分析,二者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648,同样支持研究结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化解城市危机为导向的一系列改革,包括1998年展开的以降低国有银行风险为主要目标而进行的农村金融改革,为拉动内需而进行的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产业化”改革等,都成了将农村稀缺的资金资源抽向城市的“抽水机”。

比如农村金融改革,随着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推进,资金加速从缺乏流动性农业领域流向非农部门和城市地区,农业和农村从国家银行系统获取的贷款的份额也越来越少,到银行市场化改革完成的2002年,农村享受的贷款只占全社会贷款总额的10.4%;农村资金供求缺口也在不断增大,从1991年的4622.96亿元增加至2004年的103320.51亿元,使得农村的发展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农村高利贷大面积发生。此外,我们在皖北及华北的村庄调研中,也屡屡听闻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农民负担过重而导致收税困难,基层税务部门普遍借高利贷以完税,再将沉重的利息负担转嫁给农民,导致恶性循环。

3.对农村治理的影响:“自收自支”的乡村治理模式再次呈现危机

由于这一时期属于农村上层建筑的政府刚性支出,并不随着经济运行陷入低谷而自发缩减,反而持续膨胀。这一方面缘于乡镇企业破产倒闭、非农就业机会减少,反过来促使基层财政供养人数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1994年财政体制分税制改革后,上级政府各部门基本上采用“财权上收、事权下移”的方式,将难以通过简单市场化“甩”掉的农村的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物品的供给责任逐级下推,作为中国最大弱势群体的农民,最终在九十年代的改革中成为农村公共物品所需财政资金的主要供给主体。因此,中央政府宣布取消农业税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各地“不准加重农民负担”的文件密集出台,客观上也反映出“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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